現(xiàn)存毛澤東最早的中學作文手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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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澤東的作文手稿
在長沙市一中（即原湖南省立一中）校史館，一件現(xiàn)存的毛澤東在一中寫的最早的作文手稿成為鎮(zhèn)館之寶。
這是目前所見到的唯一一篇保存下來的毛澤東中學時代的作文手稿。
這是一幅毛澤東留存下來的最早、最完整的手跡，也是青年毛澤東書法藝術的見證。
這，就是毛澤東在長沙市一中讀書時寫的作文《商鞅徙木立信論》。
毛澤東寫這篇作文的緣由及基本內容
1912年春，毛澤東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（后更名為湖南省立一中）。這所學校是當年湖南最大的普通中學，集中了一批優(yōu)秀教師，校長是符定一，在新中國成立后，擔任第一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。
1912年6月，毛澤東進入省立一中后不久，學校舉行了一次作文比賽，主題是讀史用史，題目自擬。毛澤東根據(jù)《史記》記載的“商鞅徙木立信”這個故事的內容和比賽的要求，并聯(lián)系當時的社會現(xiàn)狀，揮筆寫下大氣磅礴的《商鞅徙木立信論》，以抒發(fā)胸懷�，F(xiàn)將全文照錄如下，以饗讀者。
商鞅徙木立信論
普通一班毛澤東
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，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，而嘆執(zhí)政者之煞費苦心也，而嘆數(shù)千年來民智之不開、國幾蹈于淪亡之慘也。謂予不信，請罄其說。
法令者，代謀幸福之具也。法令而善，其幸福吾民也必多，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，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，必竭全力以保障之，維持之，務使達到完善之目的而止。政府國民互相倚系，安有不信之理？法令而不善，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，且有危害之足懼，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。雖欲吾信，又安有信之之理？乃若商鞅之與秦民適成此比例之反對，抑又何哉？
商鞅之法，良法也。今試一披吾國四千余年之紀載，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，商鞅不首屈一指乎？鞅當孝公之世，中原鼎沸，戰(zhàn)事正殷，舉國疲勞，不堪言狀。于是而欲戰(zhàn)勝諸國，統(tǒng)一中原，不綦難哉？于是而變法之令出，其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，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，尚軍功以樹國威，孥貧怠以絕消耗。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，民何憚而不信？乃必徙木以立信者，吾于是知執(zhí)政者之具費苦心也，吾于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，吾于是知數(shù)千年來民智黑暗國幾蹈于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。
雖然，非常之原，黎民懼焉。民是此民矣，法是彼法矣，吾又何怪焉？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，若令彼東西各文明國民聞之，當必捧腹而笑，噭舌而譏矣。烏乎！吾欲無言。
商鞅“徙木立信”，是一個流傳久遠的歷史故事，最初見于《史記·商君列傳》。相傳戰(zhàn)國秦孝公在位時，宰相商鞅力主變法，但阻力很大，老百姓對新政也有疑慮。商鞅為解除人們的疑慮，在國都南門樹立一根木樁，宣稱誰能將木樁徙置北門，賜10金。但人們不信有此種輕而易舉的好事，不去徙置。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，又宣布，誰能徙置，賜50金。這時，果有一位手粗腳壯的大漢將木樁由南門搬至北門。商鞅當即給大漢賞賜50金，以示不欺騙。隨后頒布新法，表示要如徙木賞賜一樣，取信于民。
對商鞅“徙木立信”之舉，毛澤東雖有嘲諷，卻也贊賞其良苦用心，肯定其立法內容，并稱之為“良法”。他認為，商鞅之所以如此煞費苦心，多半是由于“民智之不開”，并由此感嘆國民之愚昧，感嘆幾千年來民眾心智的閉鎖和中華民族幾近淪亡的悲慘。毛澤東作文中的“三嘆”是有感而發(fā)的：法令本來是為人民謀求幸福的。老百姓唯恐不頒布好法令或雖頒布而不實行、不生效。如果法令好，他們自然會竭盡全力維護這樣的法令，豈有不信之理？如果法令本身不好，不但不能使人民得到幸福，還會使人民擔心其產(chǎn)生的危害，老百姓自然會竭力阻止這樣的法令施行，你要他們相信也是絕不可能的事。這本是國家、百姓、法令三者之間的正常關系，而商鞅卻不得不先演出“徙木立信”的一幕，說明當時這三者關系是不正常的，怎不令人感嘆？
毛澤東早期思想植根于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土壤并深受其影響，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憂國憂民意識主要體現(xiàn)在對中國社會現(xiàn)狀和中國國民性的深刻洞察和思考上�！渡眺贬隳玖⑿耪摗房梢哉f是毛澤東這一思考的發(fā)端。“法令而善，其幸福吾民也必多”，“政府國民互相倚系，安有不信之理？”，“法令而不善，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，且有危害之足懼”，在青年毛澤東看來，理想的國民應當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，看到不好的法令就反對。而好的法令的實施和見到成效，又離不開政府和百姓的互相支持、互相依存。任何法令都存在著一個己群關系、公民權益和社會責任協(xié)調的問題，離開了這一點，則無論“良法”還是“峻法”都很可能于事無補。
這篇作文雖然只有400多字，卻緊扣“立信”二字，從立法的角度論述法與民的關系。他說：為政者要取信于民，法律、政策必須有利于人民。有益于人民的法律政策，人民會自動地去實現(xiàn)與維護；如果法律違背了人民的意志，政策有損于人民的利益，那就會把政府與人民對立起來。商鞅立法變革嚴懲奸邪以保護人民的權利，獎勵耕織以增進國民的富力，鼓勵軍功以樹立國威，清除貧困衰弱，造福人民，這是我國從未有過的大政策，人民為何“立而不信”呢！原來是變法前的秦國政府早已失信于民，“黎民懼焉”，盡管執(zhí)政者煞費苦心，人民依然“立而不信”。至此，毛澤東將筆鋒折轉，寫道：人民中的守舊觀念、膽怯心理，執(zhí)政者的腐敗、欺壓，是導致我國幾乎“蹈于淪亡之慘境”的深層原因。
毛澤東這篇作文的指導老師是誰
毛澤東這篇作文的指導老師是誰？24年后的1936年，毛澤東在陜北窯洞接受美國著名記者斯諾訪談時，專門提及這個問題。他說：“我下一個嘗試上學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學。我花了一塊錢報了名，參加了入學考試，發(fā)榜時名列第一。這個學校很大，有許多學生，畢業(yè)生也不少。那里的一個國文教員對我?guī)椭艽螅驗槲矣形膶W愛好而很愿意接近我。這位教員借給我一部《御批通鑒輯覽》，其中有乾隆的上諭和御批。”
由于毛澤東沒有說出這個“國文教員”的名字，所以斯諾的訪談見諸書刊后，當時就有許多猜測：有的認為是長沙市一中的首任校長符定一，有的則認為是先在長沙市一中任過教，后為湖南大學教授的胡汝霖。新中國成立后，有研究者在湖南省立一中的檔案中，發(fā)現(xiàn)毛澤東這篇存世最早的中學作文文稿《商鞅徙木立信論》后，才從文章“總評”的落款中，知道了這位“國文教員”是時任湖南省立一中的國文教員柳潛先生。
柳潛（1878—1930），字鈞湄，號滌庵，湖南湘陰人，前清秀才。柳先生學識淵博，精通古今文史，早年酷愛讀書，追求知識，頗有才華；青年時期目睹清朝腐敗，國運衰竭，故放棄仕途，矢志教育。由于他有豐富的教學經(jīng)驗，所以被時任湖南省立一中校長的符定一聘為國文教員。柳先生后生活困頓，積勞成疾，貧病交加而逝，終年52歲。
毛澤東當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剛剛建校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學后，柳潛先生就是毛澤東的國文教員。他通過對毛澤東古漢語知識和古典文學功底的了解，覺得毛澤東愛好史學、文學，練成一色好文字，在國學和歷史方面的才能非凡，所以，就非常注重發(fā)展毛澤東的這些特長，尤其是在寫作方面的特長，并引導他學習梁啟超的文風和新聞評論家的筆鋒。為此，從不對外借書給別人的柳先生，破例借給毛澤東一部《御批通鑒輯覽》讓他閱讀，并鼓勵他多讀課外書籍。
毛澤東的這篇作文，立意高遠，論理透徹，筆鋒犀利，議論痛快淋漓，文字通達流暢，的確是這次作文比賽中的佼佼者。當時，柳潛先生作為這次作文比賽的主要閱卷者，不愧為一位有眼光的國文教員，他從毛澤東的這篇比賽作文看到了這位來自農(nóng)村的學生憂國憂民的思想情懷和立志“利國富民”的改革抱負，頓時拍案叫絕，情不自禁地在這篇僅400多字的作文上，竟然作了6個眉批，還破例在文章的最后寫了一個總評，共計141個字的批語。6個眉批共76個字：“實切社會立論，目光如炬，落墨大方，恰似報筆，而義法亦骎骎入古”；“精理名言，故未曾有”；“逆折而入，筆力挺拔”；“歷觀生作，練成一色文字，自是偉大之器，再加功候，吾不知其所至”；“力能扛鼎”；“積理宏富”。文章末尾的總評計65個字：“有法律知識，具哲理思想，借題發(fā)揮，純以唱嘆之筆出之，是為壓題法，至推論商君之法為從來未有之大政策，言之鑿鑿，絕無浮煙漲墨繞其筆端，是有功于社會文字。”從眉批和總評來看，柳先生對這篇作文的評價相當之高，而且慧眼獨具地認為毛澤東是“偉大之器”。
柳先生寫完眉批和總評意見后，毫不猶豫地給毛澤東的這篇作文打了100分。其他閱卷老師看了這篇作文的內容和柳先生的眉批及文尾的總評后，也一致同意柳先生的上述評價，稱贊毛澤東“才氣過人，前途不可限量”。
最后，全部獲獎作文報到校長符定一那里審定，符校長不僅同意柳先生等人的意見，而且特地在毛澤東這篇作文的首頁上批了“傳觀”兩個朱紅大字。
毛澤東從來沒有忘記過這位對自己“有很大幫助”的柳先生。毛澤東在一師時期的同學、新中國成立后任湖南省副省長的周世釗回憶說：新中國成立之初，我到北京中南海毛主席家中做客時，主席曾特地向我問起湖南省立一中的柳先生，并一再強調說，柳先生對我?guī)椭膭詈艽�，他是一位教育家。你回湖南后幫我打聽一下我這位已闊別30多年的先生，并問候他。如果柳先生已不在人世，你也要替我打聽打聽柳先生的夫人及其后人，他們如有生活困難，請先代我進行幫助。
可惜的是，柳潛52歲就因病去世了。2005年6月，長沙市一中經(jīng)過多方查尋，才在柳潛的故鄉(xiāng)湘陰縣三塘鄉(xiāng)岳云村發(fā)現(xiàn)了他的墓碑。柳先生的一生，懷才不遇，境遇坎坷，但他以識才的慧眼、愛才的胸懷發(fā)現(xiàn)了毛澤東這位“偉大之器”，從而也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可圈可點的一筆。
（摘自2012年第23期《新湘評論》）
